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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地,病了!

发布日期:2020-06-18  来源:商业精选   浏览次数:220

理财通配资

北京食品网讯

 成于模式,败于管理。



撰文 | 朱丽

 

祸起疫情,北京菜篮子“新发地”于6月13日关闭了。

这个号称亚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,会不会因疫情而外迁,再次成为关注焦点。

早在2014年,同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、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“被搬迁”的消息一样,新发地也被传言要迁到河北去。

这给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掌门人张玉玺添了不少烦忧。

“新发地和动批、大红门不一样,它是首都北京的核心功能。”张玉玺坚定地说,新发地一头连着农民的菜园子,一头连着首都的菜篮子,要确保北京3000多万居民的农产品供给,怎么可能搬到河北去?!

并且,新发地农产品交易量、交易额年年上升,是刚性需求市场,担负着北京80%以上的农产品供给。“农产品到了新发地之后,北京供应就是绿灯,否则有可能就变成黄灯或者红灯。” 张玉玺说。

但现在,历时30多年发展,开辟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新发地却因一场聚集性疫情,让首都北京再亮“红灯”,进入紧急状态。

事实上,这些年它一直在发生着巨变。

但同时,作为农产品批发的流通渠道,其模式仍未能抵御疫情危机的摧毁。


01

从摆地摊到电子交易

疫情暴发之前,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如既往地红火。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,它也一直没有休市。

在位于北京南四环附近的新发地市场,偌大的电子交易中心里面,电子交易员们时刻在忙碌着。因为在电子交易中心的大屏幕上,交易金额时刻变化,字幕滚动不停,24小时不间断刷新着蔬菜、果品、肉类、禽蛋、茶叶等交易的最新信息。

庞大的交易量,使新发地市场几乎成为全国农产品价格的“风向标”。

一直以来,中国农产品流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,致使农产品流通成本高、信息不对称,农产品价格常常起落不定。而电子交易模式,则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了这个问题。

内部交易方式的升级是新发地的巨变之一。2010年就已经开始实施了。

新发地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,也是目前国内首个“农超对接”的第三方服务平台。

交易中心的主体是新发地市场的商户,交易依托现货市场,下游对接超市。来自全国乃至境外的农产品,通过此网络平台交易,可减少中间流通环节,降低流通成本。

用张玉玺的话说,对于B2B的农产品交易,蔬菜水果不用拉到新发地,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即可帮助商户卖完,新发地则从中收取一定佣金。

这个科技感十足的交易中心,是新发地自身研发的系统,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信息服务、电子交易、资金结算、物流配送、政府监管、质量安全追溯等六大解决方案。

“最终这里会建成农产品交易中心、价格中心、结算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,未来还会一步步推进。”张玉玺说。

较之过去传统的交易方式,引进电子交易模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进步。

看看现在,再回想1988年5月16日新发地刚成立市场的简陋场景,张玉玺很欣慰。当时,张玉玺和同村的15名青年用水泥杆、铁丝网当围墙圈起了15亩地,用15万元建起了一个自发的集市。

农民普遍蹬着三轮车到新发地卖菜,城里的商贩到这里来买,就像现在仍然存在于街边小巷的早市一样,随买随卖过后留下一片狼藉,市场很不规范。一年交易量也只有634万公斤。

“那时候,我们还没有很高的觉悟,说要建一个大市场,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,但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市场规范起来。”张玉玺回忆当年说。


办农贸市场,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经营办法。

没有经验怎么办?

张玉玺亲自拉着一车蔬菜到内蒙古集宁去卖,从外埠市场获得一手资料;没有现成的教科书,他就向英国的农业专家取经,研究销地市场到底该怎么经营。

后来,由新发地统一集中场地和管理,向商户收取管理费的模式诞生并一直延续至今,交易量、交易额也随着市场的扩大步步攀升。

如今,为适应时代发展的电子交易中心运营至今也已有10年。

农产品批发市场看似很“土”,但新发地一直以来的探索其实并不落伍。


02

拥抱电商,应对互联网的颠覆

而对于B2C业务,新发地也早在2009年就开始向电商开战了,堪称业内最早的“触电”者。

第一站选择的是京东商城。

2015年,在京东平台上的新发地旗舰店,每天有100多单业务诞生,每周成交额在30万元左右,其中卖掉了60%的干果、40%的品牌水果。而像大白菜、土豆等易腐类蔬菜,销售微乎其微。

之所以呈现如此巨大悬殊,是因为农产品的特殊性,尤其是易腐类蔬菜、水果,在电商渠道很难达成有效交易。比如买一棵大白菜1块钱,快递送到消费者家里10块钱,这棵大白菜的身价就变成了11块钱,谁会买?

“但这必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,一种新常态,我们得适应它。”张玉玺已然体会到,农产品电商来势汹汹,作为传统批发市场的新发地,“不可等闲视之”。

除了借力第三方电商平台试水线上交易以外,新发地市场内部同时也在尝试经营自己的电商平台,一些实力较强的商户已在电商渠道做得风生水起。

其中最好的要属稻香村,2014年其农产品实现交易额8000多万元,纯收入也有800多万元。

这使新发地不得不慎思电商的未来。“我们要建造一座电商大楼,将电商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商户集中起来,专门发展电商业务。”张玉玺说。

这个听起来时髦的计划,也是新发地2015年进行内部升级的重大举措之一。新电商大楼盖好以后,会有200余家新发地商户入驻,实现线上交易、线下发货的“双线交易模式”。

“如果B2B业务通过电子交易模式,不经过新发地即可将货卖出去,能够颠覆新发地的交易额,那么B2C电商则不会对新发地的交易额产生颠覆,而只是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,用电商的交易方式去帮助新发地卖农产品,总交易额并不会减少,而且销售还会不断增加。”张玉玺说。

已经70多岁的张玉玺,掌管新发地这么一个大盘子,身上毫无传统行业老板那种所谓的“互联网焦虑”,反而心平气和,对互联网、电商不仅不抵触,还有自己颇为理性的洞察。

他认为,电商必然是线下渠道有益的补充,线上线下融合会是一种常态,传统行业必须正确认识它。


03

从“销地市场”到“产地市场”

为了更加顺应产业发展趋势,新发地在2011年就开始筹划实施“内升外扩”战略。

除以上述中的“内升”,对于外扩,顾名思义就是要走出去,走出赖以生存的北京城,向全国乃至海外市场扩张。

通常来说,世界上有两种市场:一种叫产地市场,另一种叫销地市场。作为农产品流通企业,新发地是典型的销地市场,坐落于北京南城地区,肩负保障整个北京农产品供应的重任。

出身于北京丰台农村的张玉玺,经营新发地市场这些年感触至深。

从市场功能上看,成立已超过30年历史的新发地,的确如张玉玺对它的精确定位:是北京的“菜篮子”和“果盘子”。一天都不能“断档”供应,给新发地赋予了一个城市的重要“使命”:让北京居民每天都能吃上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

“否则,北京要是供应不了,那就是政治问题。”张玉玺坦言,农产品供应可不是简单的民生问题,因为老百姓的餐桌供应关乎一个城市的安全(现在看来,颇为讽刺)。

一个颇为“惊险”的时刻至今让他清晰记得:

2010年1月,北京连降三天大雪,时任总理温家宝想看看北京的食品供应到底能不能跟得上,亲自到新发地探访。特别是当看完新发地市场储存海南蔬菜的冷库后,温家宝随即提出:北京下三天雪,新发地能保证农产品不断档,但是,北京若连下7天雪,北京高速公路被封,你们是不是也要做好更长期的准备?保障一年365天都能充足供应?

这个极其苛刻的要求对新发地是个重大考验:要保证365天农产品持续供应,不逊于打一场市场持久战。

在新发地成立以前的1985年,北京的人口总量不过1200万。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,北京市场的农产品供应,原则上是“近郊为主、远郊为辅、外埠调剂”的策略,并由北京的二商局来主管农产品的供应问题,十分有限。

改变封闭、沉闷的新发地命运的日子是在1985年之后。

当年北京的一个新政策是土地分田到户,二商局不再收购蔬菜了,而随着一句“打开城门,放开价格”的响亮口号落定,农产品市场由此全面打开。

新发地也放开了经营的步子。邻村、邻县、乃至外省市的商户开始涌入新发地。

新发地占地从15亩地开始,如滚雪球一般越做越大,到如今已扩展至1820亩。到2019年,新发地交易量激增至1749万吨,交易额达1319亿元。

在全国数千家大大小小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中,新发地连续17年交易量、交易额均名列第一,并且已成为全国农产品销售的一个重要集散地。

但事实上,如何保证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大都市供应一年都不断档,对新发地仍然挑战不小。

新发地的农产品基本是输入型的,也就是自给率不足10%,而超过90%的全靠外埠供应,这通常导致供应量处于被动局面。

“外埠供应怎么来,我们不能像姜太公钓鱼,靠愿者上钩。”张玉玺说。

新发地外扩的目标,就是在全国各地布局“网点”,建立并拥有自己的农产品基地,消费者什么季节吃什么菜,新发地必须做到心中有数。

这促使新发地开始到全国跑马圈地。

2015年,新发地在全国市场建立了200多万亩农产品基地、10个原产地市场。

光是在水果丰富的海南新发地,就圈了1万多亩。由新发地入股,当地农户负责种植,每年为新发地提供3000多车的农产品供应量。

不止在海南。在甘肃有武威新发地,内蒙古有赤峰新发地,山西有大同新发地,湖北有襄阳新发地,而在比邻北京的河北省,也于2014年建立了高碑店农产品物流园。

位于河北高碑店的新发地农产品物流园,将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,承担更多的是疏解功能。比如:将海南新发地或者来自菲律宾的青香蕉,先运到高碑店物流园,熏熟以后再进入新发地市场,每天只需保证25000箱的供应量即可。

原产地直供,正是新发地能够保证北京农产品持续稳定供应的重要原因。

张玉玺说,到新发地市场走走看,冬季可以吃到新鲜的“南菜”,其供应量占50%;而在7、8、9三个月,农产品供给的来源则是北方蔬菜,供应量也占到了50%。

“因为有固定的供给来源,可保证消费者不同的时间吃不同的蔬菜,不同的时间吃不同的水果。”

与之配套的重要措施是,为了增加市场的自给率、可控率和调控率,新发地于2010年就开始研究建立一个储藏量高达12万吨的现代化冷库,用以保证农产品流通环节的畅通,从而保证菜价的稳定。这个冷库于2015年10月建成。

现在,“走进新发地,吃遍全中国”,几乎成为新发地的写照。

不仅如此,每天还有来自境外几十个国家的水果,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发地市场。


04

产销对接,搞农业“定制化”

产销衔接不畅,是中国农产品流通的另一大难题。

“北京要吃上全国的蔬菜,我得先去市场探探虚实,了解菜是怎么种的,农产品质量到底怎么样,怎么帮农民卖出去,我好心里有底,同时也给他们一些指导建议。”

张玉玺认为,做农业不能光坐在屋里说白话,跑市场才能得出市场的真知。

“现在一说到哪个地方的蔬菜,我马上想当时是什么情景;一说是哪个地方的水果,我脑子里马上浮现它在地里是怎么长出来的。”他笑称。

原因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,张玉玺足迹遍及全国,走访了上千个农业大县,与数百位县委书记交谈过,收获很多。

以安徽长丰出产的草莓为例。

这个遍布当地21万亩的草莓园,采用反复轮作的方式,也就是今年种草莓,明年就种水稻,以此减少病虫害的发生。

更有意思的是,每个草莓大棚里均放置一箱蜜蜂,每天中午将蜜蜂从蜂箱里放出,让蜜蜂们在大棚里授粉。按照常理,如果有农药残留在草莓上,蜜蜂马上就会出现大量死亡。而在长丰草莓园里并无此情形发生。以此可以推断,这里草莓的质量是安全可靠的。

与这样的大客户合作,对新发地提升交易量和交易额是双丰收。张玉玺为此三次造访长丰草莓园,从2004年开始引入长丰草莓以来,销量源源不断。

长丰草莓每年在新发地市场的供应量达数万吨,最高峰时占草莓整体销售的50%以上。

像这样的大客户合作制,还一度被新发地复制到了缅甸、老挝和越南。

由于看中了这些国家的西瓜丰富,新发地通过在当地租地建产地市场,种植了大量西瓜,并请当地人进行本地化管理。

虽然运输成本上稍贵一些,但相比之下,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比在海南要低很多,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。

选定一些区域市场,培育出有特色的原产地市场,不仅使产销对接更接地气,而且确保新发地农产品的“全面开花”。一定程度上说,这也是张玉玺眼中“中国农产品必须走规模化经营”的方向性探索。

除了产销对接外,新发地还有一个更现代的探索目标——订单式农业。

“新发地通过自己的产地市场生产出来的农产品,直接供应给沃尔玛、家乐福、华润等大卖场,销售一年即可掌握每个单品有多大的需求量,而新发地则可按照这个定量去生产。如果每年都按此规模定量生产,那么就可有效地调配市场需求。”

在国外,很多国家都是订单式农业的推行典范。但目前在中国,农产品是先生产再到市场上去卖,通常导致生产和流通脱节。

“未来的方向是发展订单式农业,让种出来的农产品不愁销路。”

张玉玺没有想到,新发地成于模式,却疏于管理——直接被一场聚集性疫情摁倒。

新发地的“病倒”,也引发公众质疑与争议: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该不该继续留在繁华都市的中心?

其实,这并不是争议的核心。

留给新发地最核心的问题是,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一种流通渠道,如何进一步使用智慧化的手段提升管理水平,供应链全程可追溯,保证“不出事”。

(注:图片来源于网络)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 THE END 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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